我想进国企

（原标题：经观头条 | 我想进国企）

（美编：肖利亚）

经济观察报 记者  王雅洁 在字节跳动实习的过程中，陈鹏在日记本上写满了“焦虑”这个词。

他不止一次地举了这个例子：每次新产品上线，都会有绩效评级，这种压力让他不能接受。“我会问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虽然我不完全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但我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我不想要互联网大厂的工作氛围。”陈鹏说。

陈鹏的目标很明确：进国企。

一次少有的机会出现在本届应届生前，为了应对巨大的就业压力，从6月下旬开始，国资委、人社部等便密集发声，释放出“尽快集中启动夏季招聘，集中岗位资源，集中发布信息，集中线上招聘”的信号。国企也在政策推动下，加赛了一场夏季招聘。

与此同时，毕业生对于国企的就业热情也正在被前所未有地点燃，智联招聘报告数据显示：2022年，应届毕业生以国企作为就业首选比例持续攀升，达到44.4%。选择民营企业的比例继续下降，仅为17.4%。

这与90年代末项陈刚刚毕业的时候截然不同。项陈说，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背景”的学生都愿意去外企、民企闯一闯。

项陈毕业后义无反顾地进入可口可乐，并一路从业务员干到分区经理，“我们那时候刚好处于改革开放最火热的年代，大家都拼足了劲”，项陈说。

彼时，外资企业成批成批地进入中国，民营企业也开始成长，激荡的二十年初露峥嵘。在外企和民企大步前进之时，国企则正在经历一次艰难的改革，从90年代中下旬开始，国企职工总数逐年下降，从上亿人为起点，划出了一条漫长的下斜线，民企就业人数则逐渐上升，并逐渐成为了中国就业市场的主力。

至2015年，国有控股企业就业人数为6000余万，但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国有控股企业就业人数下降幅度减缓，在2020年出现了罕见的增长。

这是一条企业、就业人员共同用脚投票出来的斜线。

经济结构、就业观念以及无处不在的动力与压力扎扎实实地立在了线段两侧，压迫着线段的走向。

尽管国企在整体就业比例中依然不多，且岗位稀缺，竞争激烈，但依然无法阻拦年轻人对国企的热情，他们迷恋着那个笼罩着稳定和体面的光环，尤其是在2022年沉闷的就业季中。

“我不考虑其他单位，只考虑央国企，进入央国企，意味着稳定、轻松以及受人尊敬，收入也会比较好看，”应届毕业生上海交大硕士研究生于小晓说。

国企的吸引力

将在2023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的方熙园，对自己有着精准明确的求职定位，她曾经在字节跳动、浦东人民广播电台、阿里文娱，以及美国国家地理中文网实习过，尽管上述企业中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国企，但她认为“国企最为稳定，且加班没那么严重，薪资也比较好看”。

提到国企两个字，方熙园的话就忍不住多起来。如果不能顺利进入国企，方熙园会去考选调生，对于她来说，这不仅是她一个人的喜好，与她同处一室的舍友们也有着同样的选择倾向。

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在2022年暑期实习时，她连拒两家大厂的实习机会，选择了一家与国资央企有关联的实习单位，旨在为自己日后进入央国企铺路。

国企的工作机会难得，每次陈鹏的学校组织就业咨询会，只要是和国企有关，都是场场爆满，经常抢不到位置。

出身名校的陈鹏，将自己与去年毕业的师哥相比了一下，凭着学校的招牌，师哥去年还能跨专业找到工作单位，今年便不行了。

退而求其次，他选择了先去互联网大厂积累经验，但是受疫情和监管因素影响，不止一家互联网企业今年开始进入不景气周期，用户群不会像以前那般疯狂增长。陈鹏发现，自己实习的部门正在进行缩减，公司拟进一步精简人员。

这一切，都愈加坚定了陈鹏选择央国企的信心：在一线城市的央国企先工作五六年，攒够一定的经验后，便回到相对闲适的二线城市生活、定居。

国企大门内

邱士楷摩拳擦掌，7月7号一天之内，便投了5家央企。邱士楷的简历上，求职意向一栏明确写着“央企和国企”。

硕士研究生邱士楷曾经干过销售，并在两家券商研究所实习过，这些实习经历让他厌倦了合规部门检查与信息分析，他希望自己能进入国开行、农开行等政策性银行，或者进入其他央国企。

邱士楷说：“遇到疫情，至少央国企不会裁员吧”。

政策催促下，在春秋两季招聘外，2022年国央企加赛一场，开启了一轮夏季招聘。

国资委官方微信“国资小新”在6月一共推送了44条招聘信息。中交集团拟向2022届毕业生提供近800余个工作岗位和百余个职场体验官实习生岗位。

一家能源央企的子公司在北京、上海两地开启夏季招聘，只要是应聘进来的应届大学生，均解决户口落实的问题。

6月底，这家企业刚刚释放出3个岗位空缺（该岗位解决北京户口，且解决户口不用排队，入职就能解决，并提供员工宿舍），便收到了300多份简历，“我们完全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应聘，人力资源部的同事加班加点地面试。”这家企业的中层倪妮说。

应届生对国企的推崇往往带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比如国企早已经没有了编制，采用合同制招聘员工，但是国企依然和编制一词紧紧绑定。“国企员工也可以辞职，区别在于，国企比较人性化一些，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事情”，一位汽车零部件央企内部人士说。他所管理的企业是一家合资企业，企业内的外资更多考虑是怎样拿到新业务、达到利益最大化，但这位管理者首要考虑的因素是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劳动用工、稳定性和社会责任。

上述汽车零部件央企内部人士将在国企工作比作进入围城，身在围城内的他觉得在国企内并不能“躺平”，和他合作的一位职业经理人刚刚因为业绩指标不合格而被开除。

在倪妮看来，国企的工作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稳定了，压力比较大，各种加班也是经常的事情。

2021年，倪妮所在的企业开始执行末位淘汰制，即每年都要签署目标责任书，考核排在末位的几个人要降档、降级。倪妮举例说，之前便有人因为考核靠后，一路从专家级别降到主任级别、副主任级别。而且，排在最末位的还有可能被淘汰，甚至真的会被劝退，有犯了错误的直接被开除。

目前，倪妮签署了目标责任书，需要达成多项重点工作任务，科研项目的进展也要达到要求，重点科研项目攻关、成果转化以及部门完善的专利都有硬性的指标要求，倪妮感到压力很大。

可乐青春

2000年，项陈从大学毕业，他有一个留校的机会，但他果断的选择奔向一个欣欣向荣的市场。“那个时候刚刚能上网，能上QQ，但是还是能看到一些信息，对外企也有些向往”，项陈说。

2000年初，招聘会里摆张桌子、支个摊子，就是一个招聘点。现场人头攒动，应聘的人拿着厚厚的简历一份一份地投过去，也为心中的经济版图投出了一票。

彼时，一批跨国企业刚刚进入中国，在短暂摸索后，开始了规模化增长，2000年《外资企业法》修订，一年后中国加入WTO，对外的大门打开。

项陈还记得，那个时候的国企在毕业生心中是“一杯茶一张报纸坐一天”的地方，外资则是“风向标”，竞争很激烈，工资也更高。

经过几轮挑选，项陈成为可口可乐的一名业务员。

早上8点开会后，项陈就骑着自行车一家一家“跑客户”，一跑要跑30多家。夏天卖得很快，也很辛苦，吃完午饭后又困又热，还要硬撑着继续跑，一天骑车几十公里，晚上回到家里都在九十点钟。

年轻、肯跑的项陈逐步晋升，从业务员干到了分区经理。项陈觉得自己青春最好的10年都在那里了，“最艰难的活儿都学到了，工资也有弹性，勤快的业务人员和偷懒的人员花费的时间不一样，拿到工资也不一样”。

做到分区经理时，陆续有猎头找到项陈，项陈并未心动，直至一家央企找到了项陈。

随着年龄的增长，项陈开始认真考虑这个机会，并最终选择离开可口可乐，进入国企。“可口可乐就是青春、激情、梦想，新的工作就是油腻中年、家庭、责任、担当”，项陈说道。

进入央企，短时间内他获得了家一般的归属感，但在温情过后，项陈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项陈获得一次晋升的机会，但历经谈话、公示等多重繁琐的程序后，又错失了这次机会。那一刻他明白，央企的人际关系比外企要复杂得多。项陈说：“作为普通员工，如果你没有向上走的欲望，那的确是有家的感觉。但是，一旦你想往上走，又没有人际关系支撑，你若想晋升，就会非常难。”

对于自己的选择，项陈难言后悔，不过他说，如果再给他第二次选择的机会，他依旧会选择外企为先。

项陈建议道，如果你的朋友是一个优秀大学生，在国企有人脉关系是可以的，如果没有，那就先去外企锻炼，有了资历再回国企做管理层。如果想在国企从底层晋升，还是比较难的。

“稳定感”的诱惑

在项陈毕业的2000年，国企的一轮改革潮正在接近尾声，涉及数百万人的“下岗潮”对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冲击尚在消化中。

在他进入国企时，刺激性政策开始酝酿逐步退出，中国经济增速出现换挡，市场竞争格局也开始缓慢的变化。一个迹象是外企、民企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互联网企业的异军突起也在这个十年的末尾声势渐低。

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则在这十年中走上了“做大做强”的轨道——2012年至2021年底的十年时间中，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资产总额较2012年底增长了2.6倍，达到了259.3万亿元。“我们那时候刚好处于改革开放最火热的年代，大家都拼足了劲，现在毕业的‘00’后处在互联网信息包围中，家里条件也好，能安稳就行了，可能不需要闯荡了”，项陈说。

已经拿到地方国企offer的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硕士研究生李生生，吸引了周围师弟、师妹艳羡的目光，他们急于向李生生取经，到底怎样才能顺利进入地方国企。

李生生用“定位”一词开启自己的经验分享：“我就很清楚自己的定位，也很清楚自己要什么，首先工作强度不能那么大，城市也要宜居，企业文化要人性化，地方国企是最适合我的。”

带着这种选择，7月2日，李生生来到成都报到，抵达成都的第二天，他所供职的地方国企便给他过了一次生日，并提供了员工宿舍，管吃管住，李生生直言：“这就是家的感觉没错了。”

李生生想在里面干到退休，吸引他的不止于稳定，还有可观的年终奖，以及每年10%的工资上涨幅度。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李生生、项陈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