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爽虽然已被但关于她的瓜却一波比一波大

郑爽虽然已被“”，但关于她的“瓜”却一波比一波大。 （原文来自www.9y9y.com）

4月26日，与郑爽共同代孕了两个孩子、正在和郑爽打官司的张恒，为“自证清白”，在微博上爆料郑爽偷税漏税，并艾特了“国家税务局”。

（自媒体www.9y9y.com）

（本文来自www.9y9y.com）

张恒提供的和郑爽、郑爽之父郑成华、郑爽之母刘艳的聊天记录显示，郑爽拍摄的《倩女幽魂》合同中，包含了4800万片酬的“阳合同”，以及对某公司增资的1.12亿元“阴合同”。此外，为少缴税，刘艳还亲授“避税”方法。

如果爆料为真，那就相当于郑爽凭一部《倩女幽魂》就拿了1.6亿元的片酬，等同于一个月薪1万的人1333年的工资总和。如果以郑爽进组77天拍摄期计算，日薪则高达208万元。

(郑爽、张恒)

片酬之高，高于青天。

而值得注意的是，给郑爽开出这样片酬的影片出品方北京文化，并非什么“土豪”。不久前，北京文化刚将手头最后的筹码《封神》系列电影25%的份额，以6亿元价格转让出去，为的就是缓解自身巨大的资金压力。

没钱还开这样高的片酬，是出品方“自虐”，还是演员真就值如此高价?

01、片酬翻倍增长

此前，中影、华谊、博纳、星美、光线五大电影发行公司和院线发生了一次冲突。

电影发行公司要求自《一九四二》《一代宗师》《大上海》等即将上映的9部贺岁片起，提高与院线的票房分账比例，由此前的43%，上涨至45%。而给出的理由之一，就是“演员片酬高，造成电影制作成本高”。

但院线并未退步，而是反唇相讥：“谁让你们把演员的片酬抬那么高?”

事实上，演员的片酬并非一开始就这么高。按比例来说，2000-2001年，演员片酬占总成本的比例大约只有20%-35%。但等到了2004-2005年，这一比例就攀升至了50%，后来愈演愈烈，有时甚至能到60%、70%。

换言之，如今一部成本1个亿的项目，光演员片酬就可能占到6000万-7000万元。

以《如懿传》为例，该剧的投资成本据说共3亿，不包括其他演员，仅主演霍建华、周迅两人的薪酬就达上亿级别。

(周迅、霍建华)

在《金陵十三钗》中，仅克里斯蒂安·贝尔一人的片酬，就高达1亿人民币，占总投资成本的1/6。

这样的薪酬，普通人连想都不敢想。

而从纵向来看，明星的片酬每年都在增长。

以“话题女王”杨幂为例，其2006年参演《神雕侠侣》时，片酬还极少，拿的是“打包价”;到了2011年，杨幂因《宫锁心玉》爆红，片酬涨到一线价格，到了30万/集;等2017年出演《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时，单集片酬为53万;2018年上映的《谈判官》，杨幂单集片酬达86万元。

(杨幂)

而杨幂并非个例。《奋斗2》的编剧石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本来很希望沿用《奋斗》的原班人马，但碍于这些演员的身价在《奋斗》后有了10倍的上涨，所以只能换角演出。

然而，并非所有国家的演员片酬都这么高。

据说邓超2015年加入《奔跑吧兄弟》时，单集收入为100万元左右，而韩国的“国民MC”刘在石，《Running Man》的单集收入仅6万元。2015年，韩国演员洪秀儿出演综艺节目《现场脱口秀Taxi》时曾坦言，自己在的收入是在韩国的3-4倍。

令人感慨的是，造成这样大差距的原因，却并非因为演员的演技，而是畸形的市场形态。

02、皆为利往

某种程度上，“明星”也是一种商品。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价值决定价格，供需影响价格，明星片酬是其价值的量化体现。

一款产品好不好，要看它的质量、用户体验和售后服务。那么，对于“明星”这款产品，质量就是所谓的颜值、演技，用户体验则是其能否给用户带来某种身心上的愉悦感和满足感，售后服务大概率要看这个明星具备的社会影响力。

按道理来说，一款好的“明星产品”，应该具备“德艺双馨”的特点，并且这样的明星，片酬应该最高。然而，事实却比道理要复杂得多。

从供需关系来看，“需求”方是各大影院、电视台、广告商、观众……他们有的需要出圈的作品来为自己带来票房收入，有的需要广告收入，有的需要借此卖货，有的需要满足自己的娱乐需求。

“供给”方则是“明星”，他们贡献自己的颜值、演技、敬业精神、票房号召力、带货能力……而保质保量的“供给”，相对来说十分稀缺。

那么，当一个市场中的需求较多，供给较少时，价格自然会被抬高。有影视圈的人就曾说过这一点，所谓的“高片酬”背后，折射的其实是国内优秀演员过少的尴尬局面。

另外，目前国内的影视市场处于一个不太成熟的阶段，最为直观的例子就是有些影片“叫好不叫座”，但有些影片“叫座不叫好”。

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一些投资方为了规避风险，配置多为“大IP+名导+名演”，其中的“名演”指的就是有票房号召力，或者自带流量的明星。因此，很多投资方或者剧组在选演员的时候，不是看这个演员的角色适配度和演技，而是看这个演员背后的“流量”。

这样“保险”的选角方式，对电影投资方来说，可以卖出高票房;对电视剧投资方来说，可以拿着有“名演”加盟的剧，跟电视台、视频网站等要到一个高价的版权费用。

比如《凉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有钟汉良、马天宇、孙怡加盟，据说版权费用合计达到了11.8亿元;《孤芳不自赏》有钟汉良和自带热度的Angelababy参演，版权费用据说超过了6亿。

而近年来粉丝经济的火热，更让投资方加重了对“名演”的执著。某种程度上，如果明星知名度足够高，自带流量，不仅能为票房做贡献，就连宣发的费用都能给投资方省出来。

而粉丝的“爱屋及乌”，更是让背后的广告商、出品方等“金主爸爸”，愈发注重“名演”。这也间接抬高了明星片酬。

另外，在演员和出品方之间，通常还有经纪公司和经纪人，这些“中介”为了高额利润，有时会刻意抬高明星片酬。

说到底，明星高片酬反映的是影视行业的浮躁、虚火，只要这种业态不改变，即便有“限薪令”，在“逐利”之下，片酬都很难降下来，或者以各种其他形式出现。

03、“高片酬”的后遗症

所谓的“各种其他形式”，就包括“阴阳合同”，即双方签订两份金额一大一小的合同，小的“阳合同”用于向主管机关备案登记纳税，大的“阴合同”则实际约定双方交易价格。彼此之间秘而不宣，达到偷税漏税的目的。

另外，还有明星为了避税，会在税收优惠地区注册公司，比如被称为“电影产品的集散地”的霍尔果斯，就是因为该地区企业所得税“5免5减半”的政策。

除了明星为了避税煞费苦心之外，为了请明星演出的影视公司，也是“低声下气”，跟明星签合同时，金额多以“税后收入”为体现。

影视公司对“名演”的“忍让”，一方面换来了一些“底气”——影片在收益数字上大概率不会扑街，另一方面，却也间接降低了影视剧的制作质量。

(横店明清宫苑影视基地)

以电影为例，一部电影的主要成本包括主演、配角、群演等的演员片酬，导演、编剧、化妆师等工作人员的薪酬，后期剪辑、配音等的制作费用，摄影、道具、服装等器材费用，外景交通生活费用等。

通常情况下，一部电影的成本会在筹拍之前核算出来，以便和资方洽谈。也就是说，每一部分的预算基本是固定的。

而一般导演、演员拿钱在先，服化道、后期制作费用在后。如果一个电影项目为了拿下一个明星而多支付了片酬，在投资方不追加投资的前提下，压缩的一定是服化道、后期制作的费用。

比如说编剧，一部好的影视作品，剧情是灵魂。但是作为“灵魂工程师”的编剧们，待遇却较低。据了解，一部原创作品买断版权在2018年时最低在20万左右，一线编剧的约稿费用在10万-100万。

而大多小编剧只能拿几万的劳务费用，并且连署名的资格都没有，其部分酬劳甚至会被扣留至电影开拍。

尽管编剧的文字和明星表演一样，都属于无形的产品，但待遇可谓是天差地别。而这样的待遇，也致使我国优秀的编剧少之又少。

另外，因为后期制作经费不足，影视剧经常被吐槽“塑料道具”“五毛钱特效”，粗制滥造下，电影行业也很难良性发展。

早在此前央视做过的“明星片酬对影视业影响”的专题报道中，导演陆川、吴思远就曾发表过类似看法，认为高片酬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制作费被占用从而降低制作质量，“这十分可怕”。

(陆川)

长此以往，一些中小成本的电影因为缺乏资金被“流掉”;因过于照顾“名演”行程，很多项目赶进度，甚至全靠后期P图;还有的当“数字演员”，用“123”代替台词;真正优秀肯吃苦的演员难以出头……

不合实际的“天价片酬”，已经成为了影视行业的“跗骨之蛆”。如果代表着精神文明建设的影视行业，一味追求“造星”，劣币驱逐良币，影视剧产业将永远带着枷锁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