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养生文化与健康产业的发展（一）(2)

战国末年，诸子各家学说出现了相互交融的局面。产生于这一时期而被后世称为“杂家”的《吕氏春秋》一书，在养生学方面显得更加成熟，养生理论也更加专门化。概而言之，《吕氏春秋》的养生观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节欲。《吕氏春秋》的作者认为感官欲求乃是人的自然天性，但决不可听任欲望无限膨胀，而必须有所节制。在作者看来，耳目鼻口等感觉器官都是服务于生命整体的，所以“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贵生》）人们的生活固然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但“物也者，所以养性也”（《本性》），决不可放纵物欲，以损害身体健康作为享乐的代价。骄奢淫佚的生活不仅是道德的堕落，同时也是健康的大敌。为此，作者在《本生》篇中提出了一条含义深刻的养生格言：“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蹷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
　　适度。提出在精神、饮食和居住环境等方面均应调节得当、轻重适度。人们要想健康长寿，首先在精神上必须保持平静、安详，避免过度刺激，不受“大喜、大怒、大忧、大哀”（《尽数》）等不良情绪的骚扰；其次，在饮食方面应该做到定时定量，正所谓“食能以时，身必无灾；凡食之道，无饥无饱，是之谓五脏之葆。”（同上）对于那些“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的食物，切忌贸然入口；复次，居住环境也要力求做到冷暖、干湿适宜，防止“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的侵袭。
　　运动。《吕氏春秋》中首次提出了“流水不腐，户枢不蝼”的运动养生观。《尽数》篇中就明确提到：“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处耳则为拘为聋，处目则为目蔑为盲，处鼻则为鼽为窒，处腹则为张为疛，处足则为痿为蹷。因此要想去病健身，就必须坚持运动，以便达到开塞通窍，使精气血脉畅流不息的养生目的。总之，先秦时期属中国养生文化的滥觞，特别是诸子百家在养生领域中所作的各种大胆探索，更是为中国养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汉至隋唐的千余年间，堪称中国养生文化繁荣的鼎盛期。西汉初年开始，由于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大多热衷于追求长生不老之术，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养生文化的兴盛。在西汉产生的众多养生诸作中，最令世人瞩目的要算《黄帝内经》。该书汇集了先秦时期的各种养生观点、并且首次专门从医学角度探讨了养生问题。《黄帝内经》涉及的养生原则主要有两条：一是调摄精神与形体，努力提高机体防病抗衰能力；二是适应外界环境，避免外邪侵袭。对此，《上古天真论》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即“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此外，《黄帝内经》还记载了许多具体的养生术，如《异法方宜论》中介绍的导引、按足乔等等，都具有实用养生价值。以上种种理论和实践均在中国养生文化史上产生过极大影响。后世的各种养生著作，多数是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发展、完善起来的。
　　东汉以后，在《黄帝内经》的引导和带动下，中医养生学日趋繁荣。这一时期很多著名的医学家都长于养生，其中又以张仲景和华佗为影响之最。张仲景在《金匮·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中提出了若干具体养生原则，即“不令邪气干忤经络”、“导引、吐纳”、“房室勿令竭之，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以及“饮食禁忌”等等。华佗认为运动是却病延年的重要途径，为此极力主张通过劳动运动来养生。华佗还根据古代导引法，创立“五禽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尤为可贵的是，华佗还身体力行，长年坚持“五禽戏”锻炼，以至“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魏晋南北朝的三百余年间，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战争频繁、政权更迭的动乱时期。战乱和灾祸接踵而至的现实生活极大地损害了人们的身心健康，使得当时人体的寿命十分短暂。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出于一种生命本能的需要，往往沉醉于养生之道。在道德修养方面，这些人迷恋于老、庄之学，主张清静无为，顺应自然；在具体的养生实践上，则由重视导引吐纳转向炼丹服食，进而形成了一系列颇具道教色彩的养生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