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引发“金融后遗症”？

（原标题：新冠疫情引发“金融后遗症”？）

日前，央行发布的《2022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26.26万亿元，同比多增6.59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7.84万亿元；而12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258.5万亿元，同比增长11.3%，比上年同期高2个百分点。在目前银行存款利率不断降低的大趋势下，居民存款却大幅度增加，着实是有些匪夷所思。

现象的背后，究竟有哪些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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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居民存款会大幅度增加呢？首要原因，一定是在于疫情的影响。

我们知道，2022年以来奥密克戎变异株在国内屡次多点开花，各地普遍都采取了更为强有力的封控措施，致使人流物流受阻，很多具有出行、聚众属性的线下服务类消费场景减少，对于居民的消费增长形成了一定压制。从数据上看，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商品零售和餐饮收入的同比表现一直不及疫情之前，其中1~11月餐饮收入累计同比下滑了5.4%。通常情况下，消费与储蓄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消费受到压制，储蓄自然会抬升。

与此同时，在疫情冲击下，很多企业难以正常开展业务，生产经营压力不断增大，部分公司甚至面临着裁员倒闭的风险。叠加本轮疫情的长尾效应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很多居民的收入和工作岗位不再稳定，不安全感日益上升，尤其是那些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中低收入群体对于未来的预期更加偏谨慎态度。从数据上看，一面是2022年居民消费信心的急速下降，另一面则是失业率的攀升。如此一来，很多人的避险心理一再强化，引发了预防性储蓄的攀升。

事实上，央行于2022年四季度进行了一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61.8%，比上季增加3.7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2.8%，与上季基本持平；倾向于“更多投资”的居民占15.5%，比上季减少3.7个百分点；同时四季度收入感受指数为43.8%，比上季下降了3.2个百分点。这些数据都可以反映出居民预防性储蓄意愿的增强。从这个角度看，居民部门存款的大幅度上升，似乎可以理解为由疫情引发的“金融后遗症”。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疫情的影响，导致居民存款增加的因素还有以下两点：

一则，资本市场遭受重创。回顾整个2022年，受美联储加息、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全球资本市场普遍遭受较大冲击，很多国家都经历了股债双杀，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避险情绪上升。我国更是叠加了人民币贬值、疫情反复等因素，市场预期不振，引发了资本市场的巨震，不仅股市大跌，基金类产品大幅度回撤，就连银行理财产品都出现了“破净”。如此便导致多数普通投资者的财富都出现了缩水，资金流入资本市场的意愿有所下降。相比之下，银行存款的安全性更高，收益也更为稳健，故而越来越多的人都选择将钱存入银行，将其视为资金绝佳的避险场所，继而让存款金额不断增加。

二则，房地产行业不景气使然。根据《中国财富报告2022》的相关数据，我国居民资产中近70%是实物资产，其中房地产占绝对主导地位。然而2022年以来，房地产行业持续不景气，部分民营房企陷入融资困境，个别地区保交楼出现问题，致使居民购房意愿大幅度降低，其中不乏一些人将原打算用于购房的钱存入银行。这同样在一定程度上推升了居民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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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越来越爱存钱，这是好事吗？

某种意义上讲，爱存钱体现了一种勤俭节约的品质，而这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理应被大力提倡，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却不然。

经济学宗师凯恩斯在其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节俭悖论”：勤俭节约对于个人或家庭来说是美德，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却不然，因为消费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储蓄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节约意味着支出减少，会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继而引起经济的降速甚至衰退；换言之，储蓄虽然可以为个人致富铺平道路，但若是整个国家都加大储蓄，将不利于经济社会的繁荣壮大。

事实上，按照各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时期，全社会物质相对匮乏，市场供给远远无法满足需求，此时确实需要崇尚节俭，鼓励居民多储蓄，以此来实现资金的积累，继而扩大投资规模，提高生产能力。

不过，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升，物质财富日益丰富，逐渐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现象，而收入水平的提高让居民对于消费有了更高的要求。这时就需要通过促进消费、扩大需求来带动产业端的升级，从而让供需双方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新的动态平衡，如果消费不振，势必会对各行各业的生产造成制约，从而影响到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步伐。

就我国而言，此前受到疫情等因素的影响，消费市场持续承压，但反弹空间亦是巨大。而随着疫情防控的逐渐放开，曾经扰动各行各业运行的不利因素将日趋弱化，加上高层对于“做好经济工作”的多次表态，2023年国民经济复苏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而在近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充分体现了高层对于提振消费市场的迫切希望。

在此过程中，那些因消费场景受限下的被动储蓄积累以及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增加部分，有望在接下来成为支撑消费市场增长的一股重要力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储蓄向消费转化势必需要时间的消化，从节奏上看很难在短时间内“倾囊而出”，原因有三：

一来，受三年疫情影响，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受到了冲击，特别是中低收入人群承担的压力往往更大，后续难免需要一定时间去修复，客观上需要居民部门整体减少消费，并积累足够的盈余；

二来，如前文所述，当前居民消费信心急剧下滑，目前尚未看到反转迹象，反映出此前疫情的冲击给相当一部分居民造成了较大的心理冲击，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居民部门整体的消费预期，形成了所谓的“疤痕效应”，很多人在短时间内很难放开胆子敢于花销；

三来，提振居民消费信心的关键在于经济回暖、就业增加和收入提升，只有各方面都逐渐重回正轨，居民对于未来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忧才会趋于缓解，这些都需要时间来改善。

参考华西证券的研究报告，当前居民部门的超额储蓄约有3.3万亿元，而要将这3.3万亿元的超额储蓄全部转化为消费，大概需要3~4年的时间，对应的是2023年超额储蓄中可能会有8000~11000亿元的资金流向消费，规模约占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8%~2.5%。同时参考美国经验，防疫放开后两个季度超额储蓄才会开始逐渐释放。

正因如此，2023年里超额储蓄对于消费增长的贡献力度可能是温和而非暴力，过程亦是难以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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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居民储蓄结构背后同样暗藏玄机。

Wind数据显示，在居民部门存款当中，定期存款占比长期保持在60%以上，进入2022年后该比例进一步提升至69%左右，而活期存款占比则是一再下降；与此同时，2022年以来定期存款当月同比增速不仅持续上行，而且显著高于活期存款的当月同比增速。可以反映出，居民部门的超额储蓄有大部分是来自于中长期定期存款的贡献。

而这些中长期的新增定期存款，更多应该是集中在中高收入群体上。究其原因，根据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中国财经报告》，从我国的储蓄结构数据来看，储蓄金额最多的10%的家庭的存款金额占到全部储蓄金额的70%，储蓄较多的35%的家庭占全部储蓄金额的25%，而剩下50%的家庭基本没有储蓄。另外，中低收入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而中高收入群体则是有部分财产性收入，在此前疫情因素影响之下，中低收入家庭资产负债表的受损程度往往要明显高于中高收入家庭，其储蓄率很可能是不升反降，甚至是零储蓄。

考虑到高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要低于中低收入人群，且后者又占总人口比重的大头，故而想要通过提振消费来促进经济回暖，势必要重点关注中低收入人群，通过改善他们的处境来挖掘消费潜力。

那么，具体应当如何做呢？

短期来看，发放消费券依然是可以提振居民消费的有效手段。但是对于那些低收入家庭和贫困群体，还可以考虑直接发放现金。因为对于多数低收入家庭和贫困人群来说，他们更为真实的境况常常是消费能力达不到使用消费券的标准，即“缺的不是那10元消费券，而是缺100元现金”，特别是在此前疫情影响下，不少人收入下降，甚至不排除失去收入来源的可能性，平日里只能节衣缩食维持生活，根本没有钱进行高额消费。同时，低收入家庭与贫困群体对收入的变动更加敏感，哪怕仅有几百块的“意外之财”，都能极大地改善他们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发放现金的效果可能比发放消费券更好。

与此同时，还要加大力度稳就业，尤其是要支持作为吸纳就业重要载体的中小微企业，要过减税降费、发放补贴、减少裁员、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等多方面措施来稳定企业运行，继而让更多的中低收入者拥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继而提振消费信心。有关部门也应当针对就业市场中的弱势群体来制定相关的就业政策，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权益保护、保费缴纳、薪酬等政策制度，更好开辟消费和就业新空间。

长期来看，我们势必要着力提升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尽可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形成“橄榄型”橄榄型分配格局。具体需要把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作为调整收入分配的重点，并在再分配过程中，通过财政、税收等措施，调节各收入主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注重公平。

此外，还应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在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使体制更合理、机制更规范，切实减少广大居民的后顾之忧，从而真正让人们敢于消费、愿意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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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星图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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