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去年出生率比日本还低 如何逃离低生育率陷(2)

　　“低生育率陷阱”理论认为，总和生育率低于1.5时，人口规模将持续萎缩下去。我国目前生育率水平在1.5-1.6之间，尚未掉入“低生育率陷阱”，但滑入“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仍然较大，需要合理的公共政策刺激人们的生育潜力。

　　与中国具有较高文化相似度的新加坡、日本和韩国分别于1987年、1990年和2005年就开始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从18个OECD国家经验来看，最有效的生育鼓励政策是孩子出生后养育期间的现金补贴和提供3岁以下婴幼儿的看护服务。

　　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鼓励生育要从建立鼓励生育的制度政策体系、提高婴幼儿照护服务能力和消除对女性就业歧视三方面同时着手。

　　第一，国家政策要向“生育友好型”转变。首先是尽快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并把鼓励生育纳入到各类制度和政策设计目标，如停止对未婚生育罚款，妥善处理未婚生育现象；给予生育现金补贴；在个税方案设计时，对家庭根据孩子的数量进行一定的税收抵免；设计灵活的带薪产假和陪产假制度，在避免过度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增加假期；对小孩数量较多的家庭在购房时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和降低贷款利率等。

　　比如加拿大魁北克省每增加1000加元的补贴额度，婴儿出生率上升16.9%，日本的生育津贴每增加10万日元能提高婴儿出生率0.017%。德国和美国经验发现，税收减免政策对女性生育率有显著积极影响。而瑞典和俄罗斯的经验表明产假制度能有效提升生育率。

　　第二，大力发展婴幼儿照护服务，降低家庭养育负担。生育对女性带来的不仅是货币成本，更重要的是时间成本。大量女性因为看护婴儿而不得不放弃工作，或者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影响到职业发展，降低了生育的动力。

　　可以借鉴目前国外的做法，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婴幼儿看护领域，同时政府对婴幼儿看护进行货币补贴和政策扶持，将女性从婴幼儿看护中解脱出来，提高女性生育的积极性。

　　德国的经验表明，幼儿看护公共服务覆盖率上升10%能提高生育率3.4%，瑞士在2002年进行了儿童看护制度改革，发现降低看护成本能有效提高生育水平和妇女就业率。

　　第三，从制度和社会文化方面消除对女性就业的歧视。女性生育不只是实现了家庭的生育意愿，同时也是增加人口规模，帮助社会进行族群繁衍，具有一定的外部性，需要对女性生育进行政府补偿以实现社会最优生育水平，让企业和家庭来补偿时，最终补偿成本仍然会转嫁到女性个人身上，造成就业歧视。

　　同时，严格执行《劳动法》，加大对各种显性和隐性性别就业歧视的打击力度，实现性别平等就业打消女性对生育的顾虑，释放其真正的生育意愿。如在整体生育率较低的欧洲，性别更平等的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和自由主义倾向更强的国家则生育率更高，而性别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南欧、中欧和东欧的生育率更低。

　　值得注意的是，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充分体现了政府工作重点的转变。